王锐生同志在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想从这个题目“改革开放30周年研究会该做点什么”说起，我想，很重要的工作还是要总结经验。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走过来了，那么，企业文化和改革开放是什么关系？应该说，企业文化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而且改革开放只有基本成功了，就是说它解决了自身经济体制问题了，企业文化才能够名正言顺，否则的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过去，日本人认为，旧体制下的中国有工厂，但没有现代企业，即没有市场经济的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企业，才有所谓现代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都是市场经济的企业文化。

  所以中国的企业文化，天生就是要比改革开放理论落后一步。你看，改革开放是30年，企业文化是20年，为什么有个30年与20年的关系？就是上面所说的这个关系。明摆着，企业文化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如果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有走到公开的承认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要这一点还不能确立下来，企业文化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对不对？这个道理很清楚。因此的话呢，企业文化的理论本身，它总是相对来说要落后于整个改革开放的理论。我记得很清楚，这是在80年代上半业吧（80-85年之间），那个时候经济学界，工业经济“吵”什么问题呢，“企业本位论”的问题，那是蒋一苇研究员提出来的。他要争以企业为“本位”——而不能继续以企业为行政单位的附属物。这是市场经济体制“题中应有之义”。企业要争它的权利（那个时候据说是，工厂修个小厕所都在往上报，工厂本身没有权利），争它的利益。最后确实是争到了。中央决定：对企业“放权让利”，最后要放权让利，

  所以那个时候，在企业这个层面上，核心问题还轮不到如何在企业管理中引入文化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企业定性的问题， 以企业为本位的问题。这个问题都不解决，企业文化无从谈起。因为这个缘故，学术界某些刊物对企业文化不熟悉，甚至有戒心。我记得，大概就是在80年代末，我写的第一篇企业文化的文章（《哲学与企业文化》）送给了南方一个杂志，它退回来不敢登。后来又转到辽宁老高那个杂志（《社会科学辑刊》），他给我登出来了，然后新华文摘又转载了。我当时就很吃惊，同一篇文章，一个杂志退稿，到了另一个杂志又是另一种命运……，这里头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观念上不同啊。

  那是一个刚刚开始面对“接受还是不接受企业文化”的年代，是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说，在理论上来说，企业文化起来的比较晚，原因就是在这“30年和20年”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这个20多年，中国的企业文化理论是有很大的发展。而我始终只是从基础理论的这个角度来关注企业文化。我觉得，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有这么一个学术委员机构，这是个优势，它应该有分工，应当有一部分人专门从某个角度某个学科来关注企业文化，你比如说，基础理论这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大量的当然是从企业文化实践中总结经验，构造出一种适合中国需要的企业文化理论，但是也要有一些人专门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关注企业文化的发展，他所关注的东西，不一定直接与企业文化有什么关系，其实也不是没有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就以人为本这么个问题，过去不是张大中找我们开过会嘛，说上头说，讲以人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划不清界限……那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孟秘书长：小型的会，20来人，专门开以人为本，那是90年代初了，张大中说别到处说去，咱自己研究）这就是一个基础理论和企业文化的关系。后来十六大以后，再讲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就一定没问题呢，也不见得。

  现在以人为本，就有几种说法：一种是：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第二种是：只能讲以人为本，“人民”只是人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换成以人民为本，概念就变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都可以讲，根据语境不同都可以讲；

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以人民为本，和以人为本根本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以人为本是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以人民为本是以阶级斗争，立足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基础上的，……。

总之，理论界还在吵，但报上文章不是很多。对这些争论，我觉得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不用管它，但是争论总是多少跟企业文化有关系的，不是没关系的。因此需要有人来从基础理论上继续关注这些问题。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企业文化好像是微观经济的理论，其实不然，它和全球化理论是有关系的。过去有本书叫，《世界是平的》（弗雷德曼著）。书很走红。世界是平的，意思说，世界是没有边界的，任何国家、什么边界都可以冲破，甚至有人说，全球化就是国家的坟墓，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界限，不承认什么经济爱国主义。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加拿大的一位教授）向弗雷德曼《世界是平的》提出挑战了，说世界真的是平的吗？他举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现在世界上电话通讯、网络交流、投资等等90%还是在地区领域里头的（这里指的地区比较大，北美的一个地区，欧盟一个地区，亚太一个地区）都是在这个地区范围里，严格的话都是地方性的，只有10%是真正全球性的。他说，如果地球真正是平的，完全是没有边界的，这个不应该是10%，应该远远超过10%，因此它的结论就是：世界是半平的，甚至是半全球化的，那应该就是说，全球化这种世界越来越一体化是漫长的过程，因此的话，国家民族利益，经济爱国主义这些观点远远没有过时。这些概念之争和企业文化理论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应该有一些人在基础理论方面不断关注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经济，作为我们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一个基础理论，

  另一个方面，创造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理论我觉得很必要的，中国古代没有现代这种企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确有很多东西可以成为今天的企业文化理论的一种宝贵资源，但是那里头很多东西并不适合企业文化，你看最近我翻老子的《道德经》，它有些东西和现代市场经济观是完全相反的，老子说：“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借贷双方，借贷成立了，钱借出去，借钱这一方拿是左契，债务人拿的是右契，债权人拿着左契，却不责于人——你别追债。这种观念当然是否定市场经济的嘛，不行的。还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彻，指追债）”，那就是说追债的人是没有道德的人才干的，有德的人是不追债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应该把它清理一下，老子《道德经》哪些东西对我们今天市场经济理论是有用处的，可以借鉴的，那些东西是可以带有一些时代性的，应该承认文化是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之分，带有时代性的那些成份，那是我们不能照单全收，那让小孩去背的话，背了半天企业文化是不接受的。所以应当做这些工作，中国古代一些重要的经典，从企业文化的角度，哪一些可以作为我们的资源的，哪些是应当扬弃的，做一点这些工作，不妨把比如说《易经》也好，《道德经》也好，从今天发展企业文化角度来看，哪些观念我们是要扬弃的，哪些观念是我们要接受的。西方后现代主义对《道德经》是很感兴趣的，所以对这些东西应该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我想，我们学术委员只能发挥到自己本人的特长的，他熟悉的领域，就我来说的话，我现在还是关注着改革开放里头一些最基本的哲学争论，什么以人为本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经常不断的把我最新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也只能做这些了，精力所限，所以我觉得这些20年改革开放30年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作为个人来说可以回顾一下自己30年走过的路，整个我们研究会来说也好好总结一下我们怎么样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理论。